对中国经济长期自信的原因以及为何地产问题不构成巨大金融风险的解释 来自： 果赖价值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频繁地提到过，当以长周期的视角看待投资时，很多焦虑情绪就会消失，因为它建立在了一个长期归纳的逻辑上，长期来看，人类生产力是提高的，尤其是工业化以后。

但是长期人类生产力提高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会成功，尤其是当下中国经济基本面内忧外患，同时我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并没有被已有成功经验的西方认可，中国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俨然是恐慌的、有投降主义情绪的。

既然有问题就要尝试着去归因解决，而不是盲目信奉自己愿意相信的观点。那么为什么在当下，我们可以不被干扰，确立起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呢？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点，中国人并不是被西方所污名的具有奴性、民族劣根性，制度专制僵化与落后，而西方，也就是欧洲人，也并不是更重视人权，更有科学思想和理性思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它像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把中国历史劈成了两个走向：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落后与先进、野蛮与文明、世界之外与世界之中。

在一场战争之外被我们赋予了很多其他意义，它长期被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并为整个现代中国的兴起的叙事框架设定了一个初始条件，进而对这个叙事框架做出了限定。它是近世中国习惯性失败的原点，一切屈辱从这里开始遭受，一切我者与他者在这里重新得到界定，一切必须进行的改变从这里得到证明，也得到延伸，直到当代仍锚在中国叙事的主轴上。

回顾这百年历史，我们看到了清政府自产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当时早已完成两次工业革命积累的西方列强之间在军事实力上的悬殊差距。

教科书中关于鸦片战争起因，主要采用的是一百多年以来主流历史学家们的解读，认为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打破清政府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实现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同时,这种受历史学辉格解释影响的主流话语往往连带地将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各种丧权辱国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西方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是因为西方的理性和西方的文明，所以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桑巴特的犹太人与资本主义。非洲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是黑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僵化､停滞的专制主义｡中国闭关锁国导致了“落后”，所以“落后就要挨打”。

这些解释甚至是书写在教科书上的，致使每个上过义务教育的中国人都对开放、国际化、自由、民主深信不疑，对闭关锁国有着天然的应激反应。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加，我们却发现这段理论越来越难以成立，这段来自西方的解释体系，很难解释中国的现象。

我们在说中国制度落后，民族劣根时，我们却可以观察到中国绝大多数时间在世界贸易中保持顺差。

中国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来，直至1840年，中国对外始终都是贸易顺差国，尤其是16世纪后，更是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

如果中华民族真的在基因上、文化上、制度上具备落后性，为何中国长期对外贸易顺差？

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中国早在秦朝就实现了大一统，而欧洲时至今日，都是处于长期分裂状态。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一百年，中华民族就创造了巨大的奇迹，一跃成为大国行列。如果一个民族具备劣根性，他为什么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说明了中国制度、中国文化、民族劣根等等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以说，中国是在世界，是长期保持先进的。

但是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先进的”中国（清政府），却被“落后的”西方国家打的一败涂地呢？

我们回溯一下中华民族的起源。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以耕种为生的民族，主要聚集于长江、黄河流域，经纬度跨越千里，由此产生了数千种文化、语言、制度。

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极度多样性的民族，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实现了统一，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

对统一的归纳原因多种多样，有生产力说，文化说等等。譬如秦朝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人民渴望和平统一。

但是这些理论似乎都有些太过于“正确”，也就是解释起来不够“扎实”。如果说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统一，难道欧洲人民就不渴望和平统一了吗？为什么欧洲却分裂成成千上万的kingdom，而中国却统一成了一个王朝？

我更愿意相信的解释是，二者在历史走向上分道扬镳的原因是彼此间的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的。

400毫米等降水线是中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它大致沿着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东南端一线，这条线将中国分为半湿润与半干旱区，同时也区分了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

降水线以南，催生了以耕种为生的，聚落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民族，也就是中华民族。而400mm等降水线以北，则催生了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族。

当地球气候温暖，降水线北部区域牧草丰茂时，南北两大文明可以相安无事。

但是一旦地球转冷（小冰期），牧草大量枯萎，牲畜批量死亡时，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必然要大举南下，寻找牲畜草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为什么游牧民族南侵时总是留地不留人。

而作为长期不移动聚集地的农耕文明，面临居住地不固定，机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是完全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

因此，农耕文明为了生存，需要一个可以集结内部全部力量，利用战略纵深以抵抗游牧民族南下的国家军事机器。

中国地理特点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而生存方式决定了中华民族需要统一。

欧洲地区毗邻大西洋，处在高纬度地区，不适合种植业的发展。同时，其境内的比利牛斯山脉、亚平宁山脉、喀尔巴山脉都没有一条足以称得上是安全屏障的，不具备战略纵深。这就导致了在面对外部强大的蛮族时根本无力去对付，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是这样被打垮的。因此，欧洲人在匈奴的武力威胁下，被迫西迁，逐渐形成了小国林立，各立山头的格局，由此进入了封建时代。同时由于高于依赖亚洲商品输入，出于长期对白银的需求，欧洲国家间战争不断，进一步加剧了分裂。但是出于抵抗外敌的需要，彼此间文化、语言各自不同的小国需要形成一定的统一力量，因此欧洲教会成立，欧洲步入了千年黑暗史。

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共同作用下，欧洲人难以耕种为生。同时欧洲毗邻大西洋，欧洲国家形成了以海权为主导的战略。加上海岸线曲折，交通四通八达，商业的发展自然十分繁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欧洲高度依赖中国商品输入。而在大航海时代前，亚洲的香料、丝绸需要经过阿拉伯商人的转手，由陆上的丝绸之路传输。

为了寻找新的贸易路线，直接与亚洲交易，欧洲各国争先发展航海业，寻找新航线与新市场，由此大航海时代降临。在此期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从此正式步入了充满血泪的殖民时代。

通过殖民海外，将黑人掳掠为奴隶，榨取其最大剩余价值，欧洲迅速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无比愤怒的揭露了这个资本主义史前时期的血腥本质，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不仅是对外，对内欧洲也是同样的压迫。以英国为例，十五世纪末，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呢绒手工工场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激增。贵族地主为了牟取厚利，使用暴力手段圈占农民的公共使用地和耕地，把它联成一片，放牧羊群。整个整个的村庄被平毁，大批大批的农民被逐出家园，丧失了一切生计，颠沛流离。接着，英国统治者又把他们当作乞丐、盗贼和流浪者，用一系列“血腥立法”横加迫害，强迫他们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接受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这种用暴力手段剥夺和迫害农民的过程，在封建制度解体时期的西欧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过，但在英国表现得更为猛烈，更为彻底，而具有典型的形式。

欧洲资产阶级通过血腥的剥削，利用国家政权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同时通过大规模的对外掠夺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国债制度和消费税政策，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所必需的货币资金。

横向对比，由于中国的地理特性决定，中国始终保持着小农经济，并且可以保证其稳定高效运转，故中华文明走向了陆权战略而非海权，并没有扩张海外意愿，致使资产阶级、军事、航海业发展缓慢。进而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爆发，欧洲科学与技术水平全面超越中国。

但是直至1840年，工业和军事能力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对中却始终维持着贸易逆差。伴随着世界贸易的日渐繁荣，西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白银流失越来越多。1560年至1820年间，光西班牙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用以换取中国商品的白银总量，就高达4亿银元(布赛尔,1958)｡

在合法贸易中所产生的逐年递增且数量如此庞大的白银流失，理所当然地会对英国的国际收支产生巨大的压力｡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英伦本土的出产，实在没有任何一样是值得中国人民喜欢的。为了平衡贸易，东印度公司从印度种植的鸦片，通过非法走私进入中国，逐渐取代了白银成为交换中国出口商品的主要货物。伴随着英国对华鸦片走私贸易迅猛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仅靠鸦片出口就足以平衡对中国进口贸易的所有支出｡

英国对华日益兴旺的鸦片走私贸易，导致白银大量从中国流出，并最终导致中国境内金融恐慌。由于清朝百姓交税一般采用白银，故而这种银价上涨意味着伴随鸦片走私贸易的日益扩张,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治理下中国百姓的实际税率至少保持着每年11%以上的增长率，这对于封建时期的国家而言，税率的这种增幅远超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长此以往必然引发社会动荡。毫无疑问，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稳定，对此种现象采用了强硬的手段,企图扭转社会经济中的“银贵”问题，后来林则徐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因此应运而生(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2008;汤象龙研究室,2010)｡

于是，中英围绕鸦片走私贸易的矛盾终于走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此时英国人找了一个冠冕堂皇却又十分荒唐的借口，以闭关锁国为由向中国动武。例如著名的英国鸦片贩子马地臣(JamesMatheson)在1836年公开发表《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与前景》一书的开篇就简单粗暴地将中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定义为“为保障自己对所占有土地上一切的垄断,而在很大程度上充斥着排他的精神”，并对“排他”二字进行了重点标识,试图为其在书中所鼓吹的“以战争手段维护英国人的尊严”找到合理的依据(James,1836)。

对此，马克思感慨，“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因此，将鸦片战争发动的原因归结为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破坏了自由贸易规则，看上去更多是英国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而寻找的借口。

而最早用“锁国”一词描述清朝中国的中文文献，目前能查到的是始于汪精卫｡中国衰落于闭关自守、封闭排外解释的广为流传，也与他借助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影响力，到处演讲宣传自己革命观点有很大关系。致使时至今日，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是刻画着中国是落后的，而落后源于封建制度与闭关锁国。在根本上，马克思的阶段论提到的封建与我国的封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更遑论中国甚至没有奴隶时代。我们很难用西方这套体系去描述中国发展，闭关锁国论、制度僵化论、民族劣根论就是错误地迷信西方话语体系，进入了他人围猎的陷阱。

我们可以讲，中国1840年军事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中国大陆与欧洲走向了不同的战略扩张体系导致，而并不是人种上、制度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我国古代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领先于世界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是并不被国际社会（或者说西方社会）认可，中国崩溃论至今仍然充斥在世界舆论。

我们在前文知道，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剩余积累，欧洲之所以先行工业化就是因为海权战略导致的殖民化大量掳掠。

而中国由于稳态的小农经济与长期的贸易盈余并不需要殖民导致的军事落后与资本贫瘠，在鸦片战争后更为惨淡。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为了实现工业化，不得不积累剩余，而又由于无法外部殖民，因此采取的是对内积累的方式。

中国在此期间确立了一种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没收了帝国主义在国内的资本与官僚资本，并通过"三大改造"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公有制经济，通过国家投资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有经济日益壮大与发展。

由于不存在对外的殖民扩张，这种积累剩余的方式是非常苦的，可以说一代人吃完了三代人的苦。

剩余积累必然是血腥的，在此期间，催生了很多伤痕文学。这也是当代有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对国家非常不满的原因，其只考虑了所谓人权、民主、自由，而忽略了我国当时客观的发展条件。

譬如知青下乡，就是在苏联大规模撤资的情况下，我国被迫将已经引入城市的过剩劳动力，回收至农村。因为农业的劳动力密集的，而工业是资本密集的。农耕多劳即可多得，是不会饿死人的。

而这就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所在之一，以农村/乡村作为劳动力蓄水池，起到国家金融风险弱化功效。

在劳动力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国内表现为返农，西方国家表现为暴乱、游行。为何国外不具备此种特点？

从中国应对历次宏观经济危机的实际经验来看，乡村是国家稳定的载体。承载“城市资本池”危机代价的条件，主要是乡土社会“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村社理性机制。其最根本源于我国国有资产公有化的性质。

在现代资本化的过程中，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体现资本深化，所造成的银行负债和财政补贴也就越沉重。

传统乡土社会中，学田、河田、庙田、族田等在性质上属于不同类型的村社“公地”，主要用其对社区内部成员出租的收益来维持农村内部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并不存在根据西方个体理性为依据来批判的所谓“公地悲剧”。若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看，这类以社区为产权边界的共有土地内在地发挥着“社区财政”的载体作用。可见，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社公地”，是将成员个体财产的一部分被村社组织集中占有收益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种制度化安排。

这种维持内部公共品的制度安排，也是东亚地区“日韩综合农协”模式长期存在的依据之一。但在当代中国，则主要是仍然维持乡村集体经济占有部分土地用于出租的村社存在。其制度收益最大化的作用表现，就是外部性风险的内部化处置，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村社理性的“内部化机制”，不仅使得村社共同体能够实现个体农户无法达到的风险弱化，也是中国城市资本池风险累积演化成危机代价向乡村转嫁，而可以多次实现“软着陆”的制度基础。

中国在2005年自主提出的“城镇化”战略，到二十大报告着重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多呼应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国情矛盾，既能为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而构建县域经济这个“第二资本池”，也能在巩固农村“劳动力蓄水池”的同时分散和弱化城市内生风险。

我国超过70%的资产为国有资产或国家代运营。这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以国家为担保（即风险分散到每个人），以国家资本的手段，对经济周期进行逆周期的宏观调节。这也就是为什么新中国可以顺利地度过每次经济危机。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次经济危机，尤其是20世纪末的经济危机，就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举国体制的优越性。

受限于精力（写本文时博主仍然带病，甚至吃了止痛药6542、布洛芬为各位写完），本来还想更多地谈一下宏观上制度上的所谓民主与专职问题，可惜已经实在是无力了。这部分各位有兴趣可以参考下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思考下为什么直接民主的雅典城邦的破灭，也许有新的理解与看法，破除西方话语权的迷信。

微观上，制造业发展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A 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数量占比超过 70%，提供的就业岗位人数与服务业相当，都在 900 万人左右。

过去我们经历了城镇化率提升，桌面和移动互联网的流量增长以及制造业海外扩张，大部分公司都有机会获得阶段性的供需错配带来的高回报。但当前已经进入分水岭，需求增速放缓。要突破当前的瓶颈，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批量的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甚至是独特产品的公司，带领中国的制造业乃至服务业继续升级，使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继续提升。

自此期间，我国企业不断增加研发人员数量，增加研发投入，通过技术领先和成本优势，抢占全球更大市场份额。 2018 年以来，在上市公司总员工数量增速几乎停滞的情况下，研发人员的数量却在快速增长。

我们已经出现了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技术在全球领先的行业和企业。除了头部的公司外，还有几千家制造业企业在持续增加研发投入，虽然很多中小型企业短期内还无法成为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但长期看也都将是未来的火苗。

而所谓的地产问题，各位恐怕是轻看了我国举国体制下，以及长期的金融高压管控下我国的资本调节能力与安全性。且对民族，对国家，对我党保持信心，

具体到投资上，各行各业的基本面没有显著变化，但估值进一步下跌，当前市场的定价隐含了互相矛盾的各种悲观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行各业由研发驱动的高质量产品有望不断得到国内消费者认可，并获得欧美市场份额，中国的高质量转型成果将更为显著，投资者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的认识也会逐渐深入，信心不断增强，市场的估值也将逐渐修复。

参考：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去依附》

《八次危机》

《理想国》

《唐代经济史》

《人类简史》

等书籍与其他研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