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投资伦理道德观——剥削正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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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大问题、《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在自由中丧失》

价值投资是在道德上高尚的吗?

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劳动价值学说的观点,当你购买一张股票时,由于股票是企业所有权的凭证,那么无论你参不参与企业管理,你都成为了资本家,分享剥削员工带来的企业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增值。

那么由于是剥削是不正义的,自然你具备伦理道德上的罪原,应当受到道德谴责。所以当你批判马云等资本家剥削员工时,其实也应该谴责自己。

之所以价值投资会面临这种道德困境,根本原因是剥削是不正义的这条似乎不言自明的常识。比如我们来看以下场景:


当你每天在公司忙前忙后,对公司业绩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时候,而你的老板却成天揣着个手,搁那儿指点江山,用嘴干活儿;当你拼死拼活996,每月到手也就万把块钱的时候,而当你的老板却年入百万甚至千万;当你到了年末才得知之前承诺好的年终奖再度泡汤的时候,而你的老板此时却拿企业文化PUA你,让你感到你的工作更多是为了自己的成长……


我们一定会愤愤地想,凭什么?老板成天什么活儿也没干,活儿都是打工人干的,凭什么资本家躺着赚的钱就是打工人收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呢?难道他手里的利润不应该也有打工人的一份吗?他是不是把本应的属于打工人的劳动所得据为己有了呢?这种剥削难道有任何正当性可言吗?

在进一步谈论剥削的道德属性之前,我们先看一下马克思对剥削的定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把剥削定义为对他人剩余劳动力的无偿占有,即一个人付出的劳动超过了生产他所消费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这条定义建立在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即商品的价值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也是一种可以流动的商品,而劳动力这种商品不同于机器、厂房这种生产资料类的商品,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虽然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一个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也就是养活一个劳动力的花费,但是劳动力这种商品却可以创造比自身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这也就是说,劳动的价值,也就是工人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要大于劳动力的价值的,也就是大于养活自身劳动力的价值,而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维持工人生计的劳动力的价值,而把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给无偿占有了,这就是剥削。

资本家凭什么敢扣除剩余价值?这是因为人家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而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工人无法凭借自身进行生产劳动,因而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就不得不将自己的剩余劳动产品无偿转让给资本家,所以工人的这种被无偿转让的剩余劳动就是一种被强制的劳动,简单说就是被强制免费加班。当然,资本家也有理由说的:我这可不是强制你加班的,我也没拿刀架你脖子上逼着你加班,我们之间是「自由地」签署雇佣合同的,你完全可以辞职不干嘛,那既然你没辞职,你加班的话就是「自愿」加班……

关于这种资本家对工人的带有强制劳动性质的剥削,虽然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做出伦理价值判断,但很多后世的英美政治哲学家都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不正义的,是道德上值得谴责的事情。别的不说,打工人拼死拼活996,而资本家却成天搁那儿用嘴干活儿、不劳而获,不劳而获这种事放哪个社会、哪个文化中都会认为是不正义的。当然,资本家也有理由说的:我虽然没有亲手干活儿,但我组织生产,我调配资源,难道我不配享有公司利润吗?……但是,你顶多配得一份高薪的工资,但没有权利去榨取那么多的利润,毕竟活儿是我们打工人干的,产品是劳动者生产的,你只是搁那儿倒买倒卖,凭什么你躺赚的钱就是劳动者收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呢?你榨取的利润难道不就是从打工人的劳动所得那里抠出来的吗?


然而上述这种似乎不言自明的道德常识,存在逻辑上的巨大问题


自我所有权悖论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其实可以总结为两大支柱:一是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资本家并没有按照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付给劳动者足额的工资,而无偿占有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第二,对这种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其实质是一种对劳动者的强制,因为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都被资本家霸占了,因而工人无法凭借自身进行生产劳动,于是工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为资本家打工、受资本家剥削,这其实是一种强制劳动。

工人虽然从表面上看,确实有辞职不干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因为说到底工人不掌握生存资料,工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受资本家剥削,这种「不得不」就表现为,工人要么「自愿」加班,要么就失业饿死了,所以这种名义上的自由也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其实质是一种强制。

这种观点被称为结构性强迫。这种结构性的强迫并不是由资本家直接来实施的,当今的资本家早就不是手拿鞭子的奴隶主那个样子了,都是一副慈眉善目、关心地球和人类的样子。而且,结构性强迫也不是作用于某个个体,而是通过一种结构化的、制度化的机制设计,以统计学的方式作用于某个群体或阶级,让这个阶级置身于某种境况之中,然后这个境况中的其他因素会综合决定这个阶级大概率会做出一种行动。

这似乎已经完美解释了剥削的不正义,但是仔细剖析,我们会发现这段论述存在一个隐含前提,即自我所有权


自我所有权就是指: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人对自己身上的能力,包括劳动力,以及由于自己的劳动力而创造出来的产品拥有绝对所有权,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无权剥夺。


如果以自我所有权为前提,那么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是非常清晰的了。按照自我所有权,劳动产品就应当归劳动者所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工人不得不将自己的部分劳动产品无偿转让给资本家,本应属于工人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被资本家无偿剥夺了,这就是对人的自我所有权的侵犯。为什么剥削是不正义的?其无可辩驳的根基就是:它侵犯了人的自我所有权。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自我所有权的前提,我们会面临着以下问题:

1. 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制度(包含税收)是不正义的

2.「按需分配」是不正义的

3.「出身干净的资本家」的难题


第一,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制度就是不正义的。因为在福利国家中,有收入的人被迫无偿劳动,要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无偿转移给穷人,这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削。这就会造成,一个失业者他由于没有工作,所以他并没有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但是,如果他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失业救济金,那么他就剥削了那些有工作的纳税人,这样的话失业者反而成了剥削者了。这个恶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支持福利国家的。

造成的第二个恶果就是,马克思畅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是不正义的。「按需分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所以物质极大丰富,那到那个时候,你需要啥就被分配啥,需要房子就分房子,需要车子就给车子,而不是你上班挣到的才算是你的。但是这就是个问题了,这分配给你的车子和房子也不是你挣出来的,而是别人的劳动成果,凭什么免费分给你?按需分配就违反自我所有权了。

而且,如果你承认自我所有权,那你还会面临一个「出身干净的资本家」的难题,就是有些资本家的出身非常干净,比如说有些人并没有什么原始资本,真的是三代贫农,但为人特别节俭,个人能力特别强,靠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做本钱,投资开了个工厂。那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所谓的出身干净的资本家就无能为力了。这也就是说,如果属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产品是不可剥夺的话,那么那些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奋把买卖做大的出身干净的资本家就是没有毛病的。

对此,柯亨曾评价过:「Accordingly, the Marxist is hoist with his own petard.」英文直译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被自己制造的炸弹炸飞」。

同时,我们知道,剥削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但是劳动价值论,似乎也存在逻辑上的硬伤。

劳动价值论逻辑硬伤

哲学家诺齐克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那么企业的利润是哪儿来的呢,是资本家没有给工人发足额的工资,从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那里盗窃的,剩余价值就是企业利润的来源。

那么如果假设这种场景,有家工厂生产一种严重落后时代的大哥大手机,一拿出来好几斤重,这种手机生产起来也挺麻烦的,技术含量也不低,放到今天的深圳的工厂里面,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不少的。工人也是成天996地生产,拿到的工资特别低,然后这时候工人跑过去质问企业主,你怎么给我们开这么低的工资?我们每天996,按照劳动价值论,这个企业的利润应当超级高,你应当给我们开更高的工资!那企业主这时候会说,你们好歹每个月还有个死工资能拿,我在2023年投资生产这种大哥大手机,我一分钱没赚到反而股本全亏损了。

现实的市场经验是,辛苦是不值钱的,辛苦对了才值钱,诺齐克认为:工人的劳动就相当于辛苦,企业家才是那个负责让工人的劳动辛苦对了的人,而找对方向是具有很大风险、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它甚至就像赌博一样,所以,企业利润并非来源于工人的劳动,而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回报。简单说,企业的利润是企业主赌来的。是的,企业主并不用亲自参与劳动制造商品,但是到底投资生产什么商品,生产哪种款式的商品,这是需要企业主来拍板的,因为他要承担投资的后果。

要知道,市场是变幻莫测、充满不确定性的,到底是生产有物理按键的手机更好,还是生产全屏幕手机更好;到底是只做电商平台更好,还是自建货仓和物流体系更好;到底明年流行红色的帽子还是绿色的帽子,到底是卖甜豆腐脑更好还是卖咸豆腐脑更好……现在以后视镜地角度看,好像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对于身处当时当地的创业者而言,这都是没有教科书可以参考的。而这就需要这个企业主本人运用他的洞察力、他的眼光、他的胆识来拍板了。甚至,很大程度上,创业成功是有很大的运气因素的。大家要知道,创业成功的比例都在百分之个位数,很多统计都表明创业的五年存活率连5%都不到,也就是说,95%以上的公司在开创后的五年之内都倒闭了。

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一种幸存者偏差效应,你看到的是,市面上那些创业成功的公司老板呼风唤雨吃香的喝辣的,但你没看到的是,那些绝大多数创业失败的人,不仅是没挣到利润,连当初投下的机器、厂房这些老本都陪光了。打工输了顶多也就是失业,不至于赔钱,而创业输了的话那可是要赔本的,有人还是贷款创业的,欠下一屁股债,甚至还有人是卖房创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承担了这么大的风险,而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所以当企业家赌赢了,他当然有资格占有企业利润,而雇员就没有资格去分得企业的利润,他只能拿死工资。同样的道理,雇员的风险和收益也是成正比的,一旦企业亏损了,雇员还是能旱涝保收地拿到那份死工资,企业主也不会让雇员吐出上半年发的工资来和企业共渡难关。然后等企业盈利的时候,打工人跑过来说要把这些利润也分给他们。那诺齐克就要问了:输了又不承担风险,赢了又想要来分一杯羹,这不就是「既要又要」了嘛。

这就是诺齐克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简单说,辛苦是不值钱的,辛苦对了才值钱,而能否找到对的方向,是需要由企业主来承担这个风险的。那如果劳动价值论是错的话,那剥削理论也就被釜底抽薪了,价值并不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那还谈什么对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呢?

对劳动价值论的抢救运动

哲学家G.A.柯亨是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迎击诺齐克对劳动价值论的攻讦,采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逻辑上的解剖与重构。

首先,我们要证明劳动价值论剥削概念的成立:

命题1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的最根本的前提,柯亨把这个命题称作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严格学说。由命题1,我们能推出命题2:劳动且只有劳动创造了价值,这意思就是我们常说的「劳动创造价值」,柯亨把命题2叫做劳动价值论的通俗学说,意思就是劳动价值论的通俗版本的前提。

那么由剩余价值论,我们可以推导出命题3和命题4。我们之前说过,剩余价值论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也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推论,那么由剩余价值论这个推论又推导出了命题3和命题4,然后由命题2、命题3和命题4又共同推出了命题5,这意思简单说就是,工人创造出的产品的价值,大于他拿到的工资,于是,进一步又推出了命题6: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于是,命题5结合命题6就推导出了命题7:劳动者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论证完毕。

逻辑很严密,那么这样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捋清楚了逻辑以后,就能把劳动价值论抢救回来了吗?并没有,柯亨在其中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了,命题3、命题4和命题6是由剩余价值论推导出来的而剩余价值论又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推论,即循环论证。


PS:这段论证中,命题2为什么必须存在?原因是如果没有命题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将彻底丧失现实指导性,而只能作为一般经济学理论使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到底毕竟是个经济学的理论,它必须要能够准确解释事实,也就是商品价值的形成机制。

柯亨表示,剩余价值论并不能从劳动价值论中推导出来,想要得出命题7这个结论,并不一定非得依赖于剩余价值论。于是,柯亨又给出了一个更简洁的论证:

前面两个命题还是不变的,由命题1严格学说推导出了命题2通俗学说,但是这时候就不需要引入剩余价值理论了,我们这里只需引入一个常识,那就是命题8:资本家占有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那么命题2结合命题8就可以推导出命题5,以及推导出命题9:资本家占有了一部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于是最终还是推导出了命题7:劳动者受到了剥削。剥削理论完全可以不依赖于剩余价值理论依然成立。


然而即便如此论证,柯亨发现里面还是有个根本问题:命题1并不能推导出命题2,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这个通俗学说,无法从严格学说,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里推导出来。通俗学说在很偶尔的时候才符合严格学说,而在多数时候,经常是违反严格学说的。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严格学说,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体而言,一件商品在一定时间T内拥有一定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在T这段时间内,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也只有在T这段时间内,这个商品的价值才可以得到解释。

举个例子,100年前生产一把锤子需要8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然后这把锤子经由我爷爷传给我爸爸然后传给我了,那我把这个锤子拿到今天的市场上去卖,它肯定就不值8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了,今天半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就能生产出来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一部iPhone8今天值多少钱,不能拿它刚上市时候的价格来衡量。由此我们就能推导出,商品的当下的价值,只取决于当下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取决于当时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不取决于当时生产它实际所花费的时间

由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严格定义中,得到以下三个命题:

命题a并不等于命题c,因为有个体劳动者会有生产效率的差别,也就是劳动者能力有差异。命题a也不等于命题b,因为有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影响,过去很费劲才能生产出来的商品现在可能很轻松就能生产出来了。

所以,由严格学说,我们可以推导出,过去的劳动与一个商品当下的价值是无关的,因为过去的劳动并不符合当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承认通俗学说,也就是劳动创造价值,过去的劳动也是劳动,那它就肯定和价值有关,那到底是有关还是无关呢?所以,严格学说和通俗学说是相矛盾的。

如果有且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这个通俗学说是对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种荒谬的结论,就是一般人用当今的3D打印技术1天能生产3个锤子,而张三又笨又不肯用先进技术,3天才能生产1个锤子,那张三生产出来的这个锤子就有更多价值,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通俗学说和严格学说是不兼容的,通俗学说并不能从严格学说中推导出来。所以,论证失败。

于是,柯亨又搜集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补救工作,试图再次把通俗学说抢救回来,这次抢救的策略是,把通俗学说和严格学说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给修补修补,试图把它俩给缝合起来,因而提出了一种「混合学说」,这就是命题10:当且仅当工人的劳动是社会必要的劳动,他才创造价值。这样就摘出去了由于效率低下而多做的不必要的劳动了。

然而,这样就能把劳动价值论抢救回来了吗?并没有,柯亨发现里面还是有个问题:命题10这个混合学说,虽然避免了命题c,但是并没能避免掉命题b,也就是科技进步导致的过去劳动不创造价值了,所以,还是抢救失败。

于是,柯亨又继续缝合,提出一个新的混合学说,也就是「混合学说2」来继续抢救,那就是命题11:当且仅当工人在产品出售时所完成的劳动量会成为社会必要劳动的量,他才创造了价值。这样算是把时间因素都找补回来了。

然而,柯亨发现里面还是有个问题:命题11乍一看好像是能从严格学说里推导出来,这是因为严格学说能推导出命题12,而命题12就能推导出命题11,命题12是:如果所花费的劳动时间量在产品出售时会成为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量,价值就是由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柯亨认为,严格学说命题1确实能推导出命题12,这个没毛病,但是命题12却推导不出来命题11。同样的句式我们换个例子就能秒懂了:命题12推导出命题11就,这就像,命题12’推导出命题11’,命题12’是:如果今天的气压和昨天的气压相等,那么今天水银柱的高度是由昨天的气压决定的,命题11’是:昨天的气压决定了今天水银柱的高度。很显然,命题12’并不能推导出命题11’,同理,命题12也不能推导出命题11。

今天的气压和昨天的气压相等只是一个偶然,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同理,我们说回命题11,工人在产品出售时所完成的劳动量等于社会必要劳动的量,也只是一个偶然,并不能根据这种偶然就能缝合劳动就创造了价值这个通俗学说和严格学说。所以,这种缝合的套路依然没能抢救成功。

作为一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柯亨费尽脑汁也无法解释劳动价值论的此种底层逻辑上的缺失。因此,柯亨不得不弃用了劳动价值论,以另一种方式来证明剥削存在。

柯亨从一个朴实的、自明的常识出发:劳动者的劳动生产了有价值的产品。这个前提怎么着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了,我们不说劳动创造了价值,我们就说劳动者生产出了有价值的产品,我们不再提价值怎么来的。

然后我们再根据自明的常识,也就是命题8:资本家占有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因此,也就推导出了命题16:劳动者获得的价值小于他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因此资本家占有了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价值,因此劳动者受到了剥削。

然而柯亨在《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概念》这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写的:

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17)是一个可靠的论证(17就是本文展示的命题15),以及得到适当阐述的朴实论证是一个好的论证。由于在处理劳动价值论上花费太多心思,我希望能在其他的著作中对朴实论证作出评估。

——《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概念》

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很难从劳动价值论上肯定剥削的存在,或者说很难在没有任何争议地情况下,即逻辑自洽的角度上证明剥削存在。当这条假设不再成立时,谈论剥削的道德属性就更是荒谬的。一个事物都不存在了,怎么可能还有道德属性呢?

柯亨最后的评价是:「让他从教条化的社会主义迷梦中惊醒」。

到此,难道剥削真的是不存在的吗?存在也是正义的吗?难道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非也,我们之前提过,这些论证的前提都是建立在自我所有权上,也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角度上,因为他们主要批评的是强制劳动。而如果从平等的角度上,我们仍然可以做到批判剥削。


罗默的剥削论证


柯亨发现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隐秘地把剥削关联到自我所有权上,才得出了一种剥削是不正义的价值判断,但是,自我所有权同时否定了马克思主义。

即,面临着:再分配不正义、按需分配不正义、干净资本家悖论。

所以得换一个赛道,罗默认为,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本身并不一定是不正义的,除非它关联到不平等的初始财产分配。

一个家里有矿的富二代青年,为了让自己每天的生活过得充实一些,想要找个工作去上班,正好他发现有家刚创业的小公司做的业务非常对他的兴趣,于是他成功应聘这家小公司,每天都开着自家的宾利去上班,而这个新创业的小公司的老板手头资金不足每天还骑着共享单车上班。那么请问,富二代小青年被剥削了吗?答案是,被剥削了,他每天都按点上班,按点下班,他还时不时加个班,他的剩余价值被老板占有了,他确实被剥削了,但是,我们能说这种剥削就一定是不正义的吗?并不能说,因为小青年的家产是这个创业公司总资产的好多倍,这一方面叫被剥削,另一方面这也叫体验生活。

反过来的例子也一样,有时候虽然没有构成技术意义上的剥削,但却是不正义的。比如,有一个贫病交加的工人,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他的劳动力水平完全达不到所谓一般人的平均水平,所以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完全就没有达到他这个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连养活自己这个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没有达到,所以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剩余价值,那么这个处在饥寒交迫中的工人,老板依然要求他每天来上班,但是,由于他根本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在技术意义上,老板并没有剥削他,但是请问,我们能说这就是正义的吗?显然,这是不正义的。

这些例子表明,剩余价值转移确实是存在的,剥削确实是存在的,但剥削本身并不一定就是不正义的,关键就在于它是否和一种财产的不平等的初始分配有关。剥削问题的根源是不平等的初始财产分配,而且是初始分配。

我们之前提到过干净资本家问题。有些人的财富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取来的,是没偷没抢没有坑蒙拐骗而得来的干净钱,那么他就有资格拥有这些财富。罗默会反问:真的是干净钱吗?或许你这一代没偷没抢,但是你祖上能把这些钱留给你,他们当年是怎么得到这笔财富的呢?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到马克思老师在《资本论》第1卷的「所谓原始积累」这一节讲述了通过圈地运动和其他抢劫方式进行原始财富积累的历史,马克思写道:

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资本论》

哪有什么祖上传下来的干净钱?哪有什么田园牧歌式的原始资本积累?所谓的原始资本积累都是充满着血腥和暴力的。

这时候就会有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跳出来说:话不能说的那么死,就算我们承认有些资本的原始积累确实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但也不能一棍子都打死,毕竟,就是会有一些出身干净的资本家,就是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本钱然后做买卖把买卖给做大的资本家,这些人的财富积累并不是靠着血腥和暴力,而是依靠比如说,时间偏好率(即延迟满足)、对风险的承担,以及企业家才能,或者就是单纯凭运气才获得的财富积累。罗默并不能说靠这些干净的方式发财也是不正义的。

罗默会坚定地说,根本不会存在出身干净的资本家,资本家的出身都是不干净的,因为所有这些看似干净的发财方式,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老师所说的「血腥的原始积累」之上。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罗默对所谓的出身干净的资本家逐一给出了反驳,指出这些所谓干净的发财发生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

首先,对于所谓的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本钱这种说法,意思就是有些人在时间偏好上,看得更长远,懂得延迟满足,而不是及时行乐。罗默认为,所谓的不同的人的时间偏好率不同,这并不是一个人的自主选择造成的,这也是历史的进程的结果。简单说,穷人家的孩子更难做到延迟满足。

我们这里可以为罗默补充一个心理学实验——棉花糖实验,就是有些小朋友为了15分钟以后拿到第二颗棉花糖就能做到忍住不吃眼前这颗棉花糖,但有些孩子就没有延迟满足的能力。实验发现,影响小朋友延迟满足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的家庭收入。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更不愿意等待第二块棉花糖。

其实这其中的原因也并不难推测,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的生活物资是很紧张的,吃了这顿就没下一顿了,如果眼前的棉花糖不赶紧吃掉,很可能就会被兄弟姐妹抢走,所以贫穷的处境使得穷人不得不放弃长远的打算,这都是环境使然。甚至,一些遗传学的研究表明,贫穷甚至是可以遗传的,贫穷虽然不会写在基因里面,但是贫困的生活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基因表达,而基因表达是可以遗传的。

种种研究都说明了,所谓人的时间偏好率的区别,并不是一个人的自主选择,而是环境使然,是历史的进程,穷人家的孩子身上背负了太多本不属于他的历史包袱,而你之所以能忍住不吃那个棉花糖,是因为你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里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出身干净的资本家,你以为你是靠勤劳节俭致富的,但是你的勤劳节俭本身就是你家祖上血腥的原始积累的产物。

那接着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又说了,有些出身干净的资本家是凭借自身卓越的企业家才能才发财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发现了其他人没能发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他们发现了商机,当机立断,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而利润就是对他们的企业家才能的回报。

对于这一点辩护,罗默首先是承认有些企业家才能是为公司的利润是有贡献的,但是,罗默提出这种所谓所谓的企业家才能,也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所谓的对科技商业形势的判断、管理才能、领导力,这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才有机会从小得到学习锻炼的,哪有什么三代贫农白手起家的故事呢,那些企业家在成功了以后总喜欢说自己出身于普通家庭,试问,真正穷人家的孩子哪儿有机会去表现什么企业家才能呢?所谓的企业家才能的施展本身就是先前的初始分配不平等的产物。

那么资本主义辩护者接着又说:我们就算不谈什么企业家才能,但我们可以说,资本家获得利润就是对承担风险的回报,比如诺齐克就会说,工人不愿意冒险,而资本家是原意冒险的人,所谓的企业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就是工人应当向资本家支付的保险费,资本家冒了风险从而使工人有保证得到稳定的工资,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所以工人就需要向替他们承担风险的资本家交点保护费。

罗默会说,谁说工人就不敢冒险的?许多工人也原意成为企业家,也愿意去冒险,但他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还是历史的进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像你们这些二代三代们,又有本钱,又有社会关系,上面又有人。表面上好像创业看起来是一个fair play,但没有这些先有的资源的人去创业几乎就是注定失败的

资本主义辩护者又接着说:我们不谈勤劳,不谈才能,也不谈风险,我们只谈运气,也就是说,那些因为运气好而积累到财富的人,这些总该算是出身干净的资本家了吧,这总没毛病了吧。

罗默会说,一个人最重要的运气莫过于继承权,也就是你出身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你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里面,一出生就财务自由了。你以为是你运气好,你以为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但这依然是历史的进程的产物,是你祖上败的德。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你祖上替你坑蒙拐骗。

罗默认为,运气的不平等也是一种不平等,这也是不正义的,因为那些交到好运的人没有做过任何事情证明他们有资格得着这份好运。同样,交到厄运的人也是,比如有人天生就是盲人,那么他就该着是个瞎子吗?那其他不是天生失明的人就有义务去支援他。同理,有些人交到好运而得到一笔财富,这样因为运气而产生的财富也应当属于所有人。在运气面前,没有自我所有权,没有人有权利声称因为运气而产生财富就属于他自己。

罗默对这些资本主义辩护者提出的辩护做出了逐一的反驳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就很好地避开了之前提到的诺齐克给马克思主义者挖的坑了,首先,出身干净的资本家的难题解决了,就是没有出身干净的资本家,那些所谓的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方式获得的资本,实际上都与他们祖上最初的不公正的资本初始分配有关。

其次,福利制度和按需分配的坑也避免了。之前提到了,如果按照传统的对剩余价值的定义方法,领取救济的失业者反而成了剥削者了,但是如果从平等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剥削的话,从富人身上抽税分配给穷人就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那些因为所谓的勤奋、才能、风险、运气而得来的钱并不是自我所有的,这些本来就不属于他们自己。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结论了:剥削是不正义的。但是,如果以罗默这种标准来看待世界,就会发现如下问题——平等的滥用:

1.效率低下。对于一个能力、运气都是正态分布的社会,他的总产出由于能力出众者与能力匮乏者(负产出)会零和,那么社会效率将会异常低下。试想一个极端例子,世界仅存在亚当夏娃张三,张三是个上帝造的残疾人,不具备任何产出能力,每天需要消耗10的必要资源,而亚当夏娃每天每个人的产出是15,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罗默观点,亚当夏娃是对张三有照顾义务的,在此情形下,社会将永远不会进步。

2.对任何事物都存在亏欠。人类作为细胞的聚集涌现出的复杂系统,我们在演化过程中,天生的对任何物质和生物都具备亏欠。我们细胞中的一个氧原子,它之所以比氢原子多电子,那是在宇宙大爆炸后,氧原子核的运气比氢原子核更好,它具备更强吸引电子的能力。那么氧原子核就有义务将多余电子分配给氢原子核,否则就是不平等的,氧原子的存在就是不正义的。再比如我们在进化路程中,有些演化成了蚂蚁,有些演化成了人类,那么人类天然就应该对蚂蚁进行补偿,因为我们只是运气好成为了人类,这是不平等的,需要对蚂蚁进行补偿。

可能的指导总结: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虽然马克思本人声称其不存在道德属性,但是《资本论》中会发现大量对资本和资本家的血泪控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许并不存在思想实验中的干净资本家,但是在底层逻辑上,我们并不能笃定地认为剥削是具备道德属性的。也许对企业家、资本家剥削理论,需要以另一种手段,而不能从仅仅他雇佣了我,他同时又比我有钱,就认为他是罪人,对其批倒批臭,这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同时在道德层面上,也未必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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